面对这种新型权利结构，人权保护的相关法理需要更为深入的反思，相关法律需要更为精细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数字时代人权保护的需要。

(三)法理时代 法理时代的到来有其时代背景，同时也有其理论原动力。前者关注的是概念的本质，与实践无关，而后者关注的是人们应该如何做出正当的选择。

(一)法理概念的凝结 如前所述，法理概念在前法理时代和泛法理时代是处于凝结的阶段，也就是并未呈现出其完整的理论结构和意义，我们可以将凝结阶段的法理视为不完备的理论形态或未完全理论化的法理。凯尔森将规范本身作为法律科学研究的对象，排除了其他因素。(25)元伦理学致力于分析伦理概念或伦理语言的哲学属性，而规范伦理学解决的是何为对与错的问题。法理的提炼需要释放法理的概念层次和方法论区间，将法理概念建构为一个复杂多层次的命题群，展现出法理的理论、理性、理由和理想四个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法理是法律实践的总则，是任何法律现象的背景底色。

在如何理解法治的价值及其与法律的外在价值之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法理的意义彰显出来，同时也成为解决各种价值难题的理论方案。法律实践包含着两个内涵，一是法律的实践过程，比如立法和司法，二是法律在具体实践中的形态，主要是部门法。回顾这一历程，或可明确这一理论的未来走向。

警察国时代立法与行政无所区别，行政权有专横滥用之弊。但这时使用的概念已不再是公权，而是公权利，公权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法律准予权利的能动性,使权利人对权利获得了随意性,放弃权利被认为是行使权利的表现。‘被管理地位并不意味相对人只能是义务人，而不能是权利人。

[36] 2012年翻译过来的耶利内克著作再次表明公权论包含这两个部分。而公权是一国公民专有的特权。

在中文中，在权利或公权利之前加上主观二字，既易生误解（这是主观上而非客观存在的权利），也没有必要（权利本就是受法保护的利益，可寻求救济和保护，再强调其主观性，无非是同义反复）。既然行政诉讼制度并未将‘救济国家的权利作为目的，那么讨论它就是缺少实益的。公权是社会成立以后宪法或其他国法法律所认定的，宪法与国民的公权关系尤为密切。这种公权在国家承认人民有请求法律上保护的权利之后才获得实际的效果。

其二是权能，即为某目的不得主张其意思，这时其可为的意思活动是权能。个人与个人之间所行的法律，称作私法。日本刑法分主刑和附刑两种，剥夺公权停止公权是附刑的一种。在行政法上，使用公权利一词已然足矣。

在公权的分类上，该书也是分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的公权，前者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后者包括自由权、行为请求权（裁判请求权、请求权）、参政权（君主权、摄政权、选举权）。权利依国家的保护而存在，国家固然有权修改废止法规，但仍受拘束于法规，故而，国家与人民之间可以存在权利关系，公权否定论不足采纳。

而在国家的公权上，国家权力因国家依国法而自我限制，于是有法律上权利的性质。反之，对于个人的请求，法律必予以保护者，其请求可为权利。

这一权利只是在要求国家承认其可处于国家机关地位及因此承认的结果而发生的请求权而已。一是君主特权时代，国王有特别的权力，兵马之权、租税征收之权、宗教支配之权皆附属于君主一身。自由权又被称为消极的公权，是指对于国家享有得以主张不受命令或强制的权利。人们渐渐习惯于区分使用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一般用权力指代国家权力，用权利指代私人权利。以权力之集中于君主，以听诸君主之自由操纵，而成立国家者，谓之公权。[8]参见保廷梁:《大清宪法论》,上海江左书林、模范书局1911年版,第7页、第458页以下。

综上来看，在民国时期，公权论已然定型，成为公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所以，从广义的角度可以说，法律规定的内容基本上是权利与义务，这里的权利包含了权力。

公法关系中的权利，名为公权，与公权相对应的义务，名为公的义务。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纂的《新尔雅·释法》对公权有过说明：人之生存为法律所保护者，谓之权利……由公法上享有之权利，谓之公权。

[13] （三）范扬的公权论 20世纪30年代，范扬首先为自己的公权论明确了前提性的概念，他指出，公法关系的内容不外权利、义务、权能及责务四种。（四）双重主体的公权 但公权还有一种脉络是，公权包含国家的公权和臣民或人民的公权两个部分。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对象，也是行政管理的参与人，在行政救济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可以转化为救济对象和监督主体。[12]参见钟赓言《钟赓言行政法讲义》,王贵松、徐强、罗潇点校,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原书为1927年版),第114、119—120页。[40]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公法上的权利亦以利益为其目的，以意思力为其实体。

（二）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转换 1983年，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不仅没有公权这些概念，连公民或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都没有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处理。黄遵宪说：凡国民固有权力曰公权，剥夺之最为损声名、丧品行者。

反对者认为纯粹是限制国家立法，而非授人民以权利司法是对人权的维护和救济，应当通过高效司法使受损人权得到及时、公正、权威的修复。

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曾建议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应当安排讲一次人权和法治的问题，直到30多年后才如愿以偿……列举这些点滴花絮，意在说明我国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人权建设成就来之不易，我们要不忘初心、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和拓展这条人权道路，义无反顾地坚定我们的人权道路自信。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人民只有获得以充分享有政治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解放，以充分享有经济权利为条件的经济解放，以充分享有社会权利为内容的社会解放，以充分享有博爱权利为标志的人类解放，才能最终实现自己彻底而全面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22年2月25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

以宪法为根本依据，我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为人权保障提供了法治基础。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

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对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的监督，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进行。

在我国，宪法是人权的根基，是人民权利的保证书。我国宪法不仅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而且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